洮商历史与发展

    洮商，广义是指近代以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临潭各族商人；狭义是指活跃在青、川、藏、滇、新等省区，以回族为主体的临潭各族商业经营者。

洮商在明中期孕育，清代发展，民国时期壮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空前繁盛。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国后，沿袭宋制，“茶马互市”制度得以恢复而趋完善、严密。洪武四年（1371）始于秦州开设茶司，收四川巴茶、易买西宁、洮岷等处番马。后又置西宁、河州、洮州、甘州4茶马司。在茶马互市的带动下，临潭商业贸易开始兴起。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下谕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今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各处商旅往来者，听从其便。今陇答卫番人，来洮买卖交易，亦听其便，彼此并不许生事。”当时洮州卫已成为汉回藏各族的贸易中心。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明王朝开放了茶马交易市场，允许商人贩卖茶马，使洮州回汉商人从茶马交易中得益不少。其时的临潭旧城据《洮州厅志》记载：“旧洮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

    清初茶马互市，多沿袭明代旧制，乾隆、嘉庆两朝之后，政局较为稳定，用马极少，茶马互市之制失去意义，茶马司裁撤。茶马交易由官办转民间自由交易，藏汉贸易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活、生产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烟、酒、铁器、瓷器等商品通过洮州运往藏区，藏区的各种土特产品通过洮州运往内地。随着“善商贾”的回族在洮州的增多和聚居，洮州逐渐发展成为甘肃西南部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中心之一。新城的“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的农贸集市，将农村产品流入城市，城市商品散入农村。“营”在城乡商品流通中起着中转作用。旧城作为内地与藏区的物资集散地，“期间积货通商，可称繁富者惟旧洮堡一处，其俗重商善贾，居积洮地精华聚于是焉”（《洮州厅志》）。回族商人将洮州驰名的洮马、洮砚、名贵药材以及皮毛销往内地，将内地的日用百货、布匹等运来洮州。新旧城出现了数十家商号。最早出现的商号当数“万盛西”和“德盛马”。万盛西后辈王佐卿先生在《万盛西的来龙去脉》中说：“城内商家有德盛马，经理马明德；义心公，经理敏步云；复盛通，经理敏步洲；万镒恒，经理曹斗南。城外有天兴隆是后起之秀。”后又出现了天顺成、永太和商号等，进行牲畜、皮毛、烟酒、铜铁器、日用杂货贸易，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光绪三十二年统计，洮州厅年征商税银84140两。由此可推知临潭洮商与洮商贸易的繁荣。

    清末民国初，由于皮毛交易的兴盛，临潭市场又一次繁盛起来，外地客商云集，本地商人也向外地及全国各大城市扩展。临潭出产的名贵药材麝香、鹿茸、洮马、皮货、木材吸引河南、陕西、四川、临洮、甘谷等地的商人流入，遂将丝绸、棉布、纸张、盐、粮食等商品运入临潭。民国初至民国十八年（1929）在临潭县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商帮，外县商号数十家，本地商号数十家，共有资金银元230余万元。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37年《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又论旧城商号，谓兰州、狄道两帮木客每年到此买木材十万元，加运费为二十万元，运至兰州便值五十万元；生皮毛走张家口，以其制皮之术工也；熟羊皮销四川。其他骡马走陕西，猪毛走汉口，羊肠走天津，麝香发河南，药材发陕西，牛售岷县、渭源一带。故旧城商务，东至陕西，更沿江而达津、沪，西赴青海，南抵川、康；北及内外蒙，当民国十七年未破坏前，其繁荣可想也。”

    外地商号陕西的“万镒恒”、“恒顺昌”经营百货业；河南的“杜盛兴”、“复生荣”、“永隆全”专门经营药材，收购鹿茸、牛黄、麝香、洮贝等名贵药材；其他的“皋记商行”、“乾元商行”、“强华商行”经营皮毛生意。1917年旧城成立了商会，据统计民国三十年（1941）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当地资本在3000元以上的商号47家。“万盛西”、“义心公”、“福顺通”、“复有公”、“永泰和”、“天兴隆”、“全盛敏”等商号经营日用百货、贩运牛马、名贵药材等，是当时临潭享有盛名的商业大户，在川、青、藏、汉口等地设有分号商店。新城天成隆等十户商号有资金34500元，只占旧城商业资金的3.8%。此一时期还出现了面行、斗行、秤行、山货行管理市场，收取牙金（中介费）。客栈旅店有集成店、德泰店、义泰行、长胜店、福兴店等，以及名目繁多的饮食业如宏泰馆、元顺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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