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州士人的形上追求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即以书法作为“六艺”之一而教习弟子，《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自东汉魏晋以来，随着玄风的盛行、个性的觉醒和艺术的自觉，书法也从形而下的“技”的层面升华为形而上的“道”的层面。从此在士子文人的心目中，书法已不仅仅是一种实用性的技艺形式，更是一种抒发情感寄托胸臆的艺术形式，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如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诸人，虽出身名位各异，或士族豪门、或社稷重臣、或寒门士子、或方外高僧，但都将自身的学养才情、理想抱负、人格精神融入各自的书法艺术中，使中国书法真正成为“写意的哲学艺术”。明清以来的洮州士人励学敦行，在溶入传统主流文化的同时，也秉承了传统士人对书法艺术的形上追求。

“洮州古边地，尚质好武”，自明代以来，文教盛行。据史料记载，清代洮州贡生近三百人，举人十二人，进士二人。建书院两座，兴义学九所。一时民间修文崇学之尚蔚然成风。而贤能秀异之士亦往往杂出其间。如清岁贡生范玉麟“通书籍，工书法，精医术，济人甚多，汉回莫不爱敬之”；赵维仁，字心泉，清道光贡生，曾任灵台县教谕，工书画，精诗文，著有《继园诗草》四卷；陈钟秀，字辉山，清咸丰贡生，曾任岷州学正，工诗善书，方正不阿，著有《咏雪诗存》四卷；寇爰相，字小莱，清光绪举人，曾任河州学正，精研天文地理，长于诗文书法，主讲凤林书院，著有《小莱文集》、《小莱诗集》；姜芬桂，清贡生，工书……然风雨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书籍不具，或名存而实亡，或事实而传讹。故仅录事迹可考、书艺犹存者以列叙之。

汪映奎（1864－1829），汉族，字少苏，号水云，又号圭峰氏、水云居士、玉壶斋居士、金鼎山樵，道号重九。临潭扁都人。清光绪廪生。幼承家学，博通经、史、子、集，嗜典故之学。为文多隐僻掌故，洮州历任名宦幛文多出其手。善诗赋，通医药。1929年（民国18年）卒，享年65岁。其书法以民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设帐旧城时之书风为代表；后期以研修道教时之书风为代表。先生立私塾之时，曾有洮州众多子弟入其门下习儒修文。其时先生手录历代名家文章诗赋，汇编成册，如《少苏课士文选》、《课士文稿》、《名家文稿》、《唐人五言古风》等，今尚存于世。观其书迹，楷书以颜欧为宗，劲健古朴，端庄淳厚，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如《课士文稿》系列，实为馆阁书风之典范；行书以二王为宗，兼以欧阳询、李北海，书风洗练典雅、流动中不乏含蓄自然之气，如《唐人五言古风》、《少苏课士文选》、《名家文稿》等册，可为后学之圭臬。民国之后，科举既废，私塾八股，遂成后进。先生歇业回乡，日以观书修道为乐。其时先生书风大变，览其手抄道教经典《群真语录集要》、《九龙真人金丹集》、《道家十三经粹语》、《悟真篇内外集》、《参同契珍函》、《群真秘语珍本》诸册，纯以行草为之，书风清奇高古，疏野、旷达、宕逸之气沛然充塞。书艺至此，夫复何为！然先生为人宽博仁厚、冲淡洒脱之风，更为时人所仰。观其与门生弟子、亲戚故交往来之书函，信然也。

敏翰章（1869－1931），回族，字倬丞，号柳屏，临潭旧城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廪生，宣统元年（1909）选为拔贡。幼入私塾，有“神童”之誉。善诗文，擅书法。民国元年任甘肃正宁县知事，旋分发山东省任用，清理积案，平反冤狱，民多称赞。民国七年（1918），当选为第二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其间组织陇右共赈会，筹款救灾，活人无数。后历任古浪、镇番、武威、永昌等县县长，每到一处，缉匪安民，治水垦田，为民谋利。镇番乡民曾立《德政碑》以纪其惠。民国二十年（1931）病故，享年62岁。敏公书法真草隶篆各体俱擅，尤精于鉴赏。在北京国子监修业期间，广交京城名流，收藏典籍书画。公之行楷温润圆劲、朴茂沉雄，论者谓其“深得松雪神髓”，实乃越赵松雪而深入二王之堂奥。观其尺牍与中堂可得之。隶书以《华山》、《礼器》、《衡方》、《史晨》等汉碑为宗，稳健沉著、雄浑含蓄，富有庙堂气象。曾出版发行《倬丞字帖》一册，古人所言书如其人、人书合一，斯之谓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说道：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或因寄所托。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然先贤之胸怀气度、精神风骨，毅然划破历史的尘烟而历久弥新。这或许是洮州传统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之命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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