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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躬身》(八)

2022-02-09 10:51:01   临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点击:[]

 

第四章

与命拔河(上)

600年时光过后,临潭人竟然自己也不知道年年岁岁的拔河赛到底为了啥。是和 600 年前的屯田将士一样,为了“教战”锻炼将士的斗志和体魄?还是为了通过那场“激战”夺回一年或一生的好运气?抑或为了怀念那些远去的先人和时光?临潭的拔河不叫拔河,流传下来的名字一直叫“扯绳”。临潭县文联副主席敏奇才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关注、扶持的作家,他不但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对当地的文化也有系统的关注和研究。他不但是临潭扯绳赛的参与者,也是这项文化遗产的记录者,他曾专门写过一篇名为《洮州万人扯绳闹元宵》的文章,描写一年一度的扯绳赛盛况。现在,他不是写,也不是读自己的旧作,而是亲口讲述,他和从县文广新局“改任”到三叉乡的丁志胜一同,追述、对谈临潭扯绳赛的历史、变迁和体会和感受,这是倾注了心绪和情感的现场再现。

最早的扯绳赛,始自 600 多年前的明洪武年间。

洪武十年,西番十八族叛乱, 洪武十一年(1378 年)农历八月,朝廷封沐英为征西将军,与蓝玉等统兵征伐,大战于洮州,也就是今天的临潭县,俘虏西番十八族头领阿昌失纳。后又在东笼山筑城,擒获酋长三副使瘿嗉子等,平定朵甘纳儿七站, 拓地方圆。洪武十二年,置洮州卫,建洮州旧城。驻旧城期间,他们以“牵 钩”(拔河)为军中游戏,用以增强将士体魄,大约也有另外的用意——激发战士们争先恐后、勇敢杀敌的士气和斗志。后来,为了整固和充实边防,明朝实行了屯田戍边制,“从征者,诸将所部兵,即重其地。因此,留戍。”(《洮州厅志》)于是,大量江淮将士携家带眷、就地落户,一转身就成了永居的洮州人,扯绳之俗遂由军中转为民间。《洮州厅志》又记:“旧城民有拔河之戏,用长绳一条连小绳数十,千百人挽两头,分朋牵扯之。其目的是以扯势之胜负,占年岁之丰歉焉。”牵钩的内涵也由此发生了变异。

拔河,早期叫施钩、牵钩,后来叫扯绳,近年又称拔河。实际上,拔河这种旨在教战的军中活动氏,源头不在 600 年前,还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唐御史中丞封演在《封闻见录》中记:“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主。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古用篾缆,今民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二朋,两相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谁也未曾想,这朵曾在中原盛放又凋谢的文化之花,却在几千里外的洮州找到了生长和传续的土壤。经过时代传承,不仅花朵艳丽依旧,而且修成了可以载入史册的正果。2001 年 “万人扯绳”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2008 年,临潭县被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拔河协会授予“全国拔河之乡”荣誉称号。2020 年,这项活动又被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世界各地的很多文化遗产都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只能像一个文化标本或木乃伊一样,保存在传说、文字或历史影像资料中。而临潭的扯绳赛却是活的,不但活,而且随着时代的更迭拥有了不同的面貌和精神指向。这就需要有敏奇才、丁志胜这样的亲历者对它进行贴近灵魂和活灵活现的追忆与描述。

临潭的扯绳赛,一直像一棵不曾休眠和枯萎的老树,每年一次如期绽放它诱人的花朵,一直到“大炼钢铁”和“破四旧”的 1958 年,才被迫停止。“老树”被腰斩,大约有 20 年的时间,无花、无果、不发芽。丁志胜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生,再早些的地域、文化记忆都是来自父辈们的口口相传。他能够亲自见证这个传说中的活动始自 1979 年。那一年,从 1958 年到 1978 年一直停办的扯绳赛终于在人们怀念和期盼中恢复了。在丁志胜的记忆中,从前的万人拔河规模远不及现在,直接参与的人也不一定有万人之多。那时,扯绳赛每年举办的时间定为正月的初五、初六,地点在县城西门外的河滩上。

开赛的日子一到,万人空巷,男女老少齐聚西门外的河滩之上,黑压压的人群沿河滩坡地排出数里。现场气氛异常火爆,人声鼎沸、锣鼓喧天。人群中间的空场上,两根数十丈长的粗麻绳铺在地上。大麻绳的尾端,又分出两股细一点的麻绳,继续向远处铺陈,这两股细麻绳称“双飞燕”,其主要功能也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或好听,而是为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腾出伸手的空间。新中国成立以前,万人扯绳赛由临潭县商会组织,凡县城的居民都要缴纳钱物,富的出钱,穷的交麻或绳索,用以制作大绳。绳分两段,两段麻绳的对接点在正对西城门的位置,一根向南,一根向北,两绳头部各结一个大铁钩。比赛按城南城北的居住区分队,以西城门为界,城南居民叫下街队(包括城南所有乡村和牧区),城北居民叫上街队(包括城北所有乡村和牧区),由群众推举的数十个剽悍小伙做“连手”,负责连接绳头。以前的操作很简单,两个绳头的铁钩一搭,比赛即告开始。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绳头的连接方式发生了变化,铁钩被木销所取代,扯绳赛的名字也就从牵钩赛,变成了拔河赛。

1979 年活动恢复以后,比赛的地点、时间、规模、组织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提高群众参与度、烘托元宵节气氛,组织者将这一活动时间推移到元宵节,并由原来的两天变成三天,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晚上举行,每晚三局,三晚九局。组织者也不再是商会,而变为由临潭县城关镇政府组织,由城隍庙、各清真寺负责人、各村委会协助举办。为防止扯断,将以前的麻绳换成了钢丝绳,直径 14 厘米,长 1808 米,重约 10.05 吨;地点也从城西的河滩上移至城关镇的中心十字街;参赛者也不仅限于本城、本县,更不限身份民族等,甘南各地包括卓尼市、合作县等地的居民感兴趣者都可以赶来参赛。近年来,临潭的元宵节扯绳活动,规模之大,场面之壮观,人数之众多,更加呈现了前所未有之盛况。2007 年活动达到历史高峰,各地前来临潭观摩、参赛的群众达 15 万人之多。

由于参与的人数太多,参与者与观看者也无法分清,比赛便只以绳长为限,参与者数量不限。有人对拔河两端的人数做过大致的清点,基本上相差无几,因为参与扯绳的,人与人之间需要拉开一点距离,人过密反而无法施展、用力。这实在是一场耗时耗力考验人们意志和毅力的活动。一场比赛下来,有时要耗时两三个小时,正月的天气虽然依旧寒冷,参与拔河的人却无一不是汗水湿透冬衣。

临潭的扯绳赛看似一项民间的体育活动或民俗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了有一点预言意味的文化仪式。在为期三天的九场比赛中,每一场比赛的输赢都暗示着双边群众一年的运势和收成,所以每一场比赛都实实在在地牵动万人之心,因为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运气,没有人不关心一年的丰歉。当然,最后的输赢未必就能对应上南北半城人运势的强弱,但胜出的半城人一年的心情和信念就多了一份有力的支撑;败了的那半城人则哈哈一笑,只把比赛当成一场有趣的游戏。即便是有人因为败北而心有不畅,也会把希望寄托于来年。临潭人似乎永远不缺少意志和耐力。他们相信,只要时间在手,就是希望在手,就有转败为胜、时来运转的机会,就像这一年年不曾间断的拔河赛事,总有那么一年,总有那么一次,胜利是属于自己的。

自1998年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开始对临潭县进行文化帮扶,直至今日。

如果把这漫长的 23 年时光连成一条虚拟的绳,则这条绷得很紧的绳索,另一端一定连着另外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因为绳子的这一端已经清清楚楚地显明是“文化润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那么绳子的另一端就一定是和这些意旨相反的事物。这是一场必须铆足长劲、闷劲的文化拔河。

转眼,王志祥已经来临潭挂职一年又六个月的时间,为时两年的任期,渐渐临近,他突然有了一些复杂的感觉。此前,他已经围绕甘南的“环境革命”深入全州各县市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想利用在甘南的最后一段时间,为这件对临潭、对甘南甚至对全国未来发展方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添加一点儿力量。他的初步打算是要写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但采访刚刚结束,堆积在一起的大量信息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理顺,从何起笔,如何定调,以及整体结构还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慢慢构思。另外,眼前的诸多繁杂的事务也让他一时抽不出时间和精力。

在新一天刚刚开始时,他只能放下自己的计划,把注意力转到日常工作当中。他想起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抽时间准备一下去州里开会的发言材料。这个关于文化扶贫的经验性材料,需要他认真地把之前的工作好好理一理,进行系统总结,也需要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一个方向明确的规划。他信手翻了一阵手头的资料,竟然产生了一些从来没有的感触,也有了一些不曾有过的发现——如果把中国作协 23 年的文化扶贫工作比作一场拔河,最初的那个起点已经向着自己发力的方向移动了很大一段距离。仅凭直观判断,完全可以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摆在他面前的那张表格清清楚楚地告诉他,23 年来,中国作协这样一个清水衙门直接向临潭县投入帮扶资金已经超过 1000 万元;组织中国作家采风团 5 批;建立育才图书室 20 个;捐赠各类图书 近 10 万册;培养临潭县当地作家 16 名;出版临潭文学专著 15 本;培训临潭县宣传、文化、科技、农村人才,基层干部 423 名;帮助临潭县把池沟村成功打造成“全国旅游小康村”“中国乡村 旅游模范村”。更让他有一点儿“沾沾自喜”的是,所有的成果都是经过多年以来日积月累取得的,但他有幸赶上了一个闪着金 泽的秋天,通过他任职期间的努力,临潭县终于取得了“文学之乡”的称号;“万人拔河”也终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年多来,从低海拔地区来到高原的他,始终没有适应高原缺氧的环境。夏季空气含氧量高时还好一些,冬季空气含氧量降低后,他的身体基本处于“半气”状态。但由于每天诸多的事情在身后追赶着,他只能忘却身体的不适,和自己的那口气争着、抢着把应该做的事情一一做完。他在办公室中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像为会议准备发言材料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属于私事的范畴。他需要把来找他办事的人和需要与领导、部门协调的事情以及本职之内、办公室外的那些事情都处理完,才能抽出时间来做需要自己独自完成的事情。材料,很大的概率是要在下班之后,回到住处去熬夜赶写。

他看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记事本,上边已经列了九条今天需要处理的事项。来临潭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好好记日记了,要记的话,就把一些很重要的时间和感悟直接写成一个短文,用于发表。而现在每天根据当天的情况把第二天需要见的人和需要处理的事一一列在记事本上,就代替了以往需要详记的日记。

今天他约好的第一拨人,是上班后 10 分钟开始与两个作者谈谈他们的近期创作。一个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无论从专业性质上说,还是个人特长上说,发现、培养和推介当地的作者还是他的分内之事。当初,他刚来报到时,就为自己的工作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作为一个挂职的文化扶贫干部不需要对地方的工作全面参与,也不需要有什么地位和身份的确认。和自己一样的同事,都是副处级职务,到临潭任职都是村子的第一书记,自己担任了副县长还觉得有一点儿高高在上的不适感。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家机构的工作人员,首先要有底层情怀,要有群众观念。到了地方基层,先要俯下身来,向当地的干部群众学习。只有走到基层,走到农村和牧区,走到平时难以触及的乡间,才能真正了解和融入当地的文化。也只有真正了解和懂得,才知道从何入手,如何对当地优秀文化进行整理挖掘,才知道哪些内容需要扬弃。职务虚高之后,他也怕自己到哪里都弯不下那个腰,渐渐忘掉自己的初衷和本色。

昨天,他认真读了几个人最近的作品,感觉在文学创作技巧和主题导向上还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当然,他要谈的这些并不是对他们的创作进行干预,他在和这些作者打交道时从来不以老师或领导的身份、口吻说话,反而经常称一些资历较老的作家为老师。他是想以一个读者或编辑的视角和他们探讨作品或创作是否有改进的可能性。约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20 分钟,但要见的人还没有赶到。这让他心里感到不是很好受,不好受不是因为对方爽约破坏了自己的感觉,而是这种常见的拖沓和慢节奏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同样会伤及整体工作和地域风格。如果说,这方面的问题也属于文化工作应该覆盖和改进的范畴,这将是他最大的遗憾,因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自知无法靠个人的力量改变这些。

本来约好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与他们交谈,看来时间需要压缩成半个小时,因为他马上就要赶接下来的两个事情,一个是去城关庙看望一个 78 岁的丁姓老先生。老先生是一个执着的地方文化发掘者。这些年,他坚持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自费搞文化研究和传播,在做了大量的调查和材料收集整理工作,以“洮州十八龙神”之一的安世魁为研究对象,并把研究成果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免费对来城隍庙游览的游客发放。老先生之所以对安世魁这么感兴趣,是因为他发现在“十八龙神”里,安世魁并不是排名靠前的龙神,却一直深受当地回、藏、汉三个民族百姓的崇拜。原因是安世魁在洮州执政期间为民族团结和发展地方经济特别是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安世魁死后,有关他的事迹和民间传说,一直被洮州百姓口口相传,直至今天。

临潭乃至甘南,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始终是高于一切的主题,也是各族人民心中最大的愿望。因为临潭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一些,辖区内回、藏、汉民的比例差不多平分秋色。民间早有“三石一顶锅”的说法。因为最早的人类,就是把三块石头上架起一顶锅就可以生火造饭,在军营就是一个团队,在民间就是一个家庭。临潭人就把这三块石头比作三个民族,意思是这个地域三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日子就过不成,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家”。王志祥之所以要特意拜见一下这位老先生,也是因为他敏感地发现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文化主题,对临潭或者甘南地区都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前,他也曾经长期关注过侯显这个历史人物,曾多次去过侯家寺,搜集整理过很多关于侯显的历史资料。侯显和安世魁是一个类型的历史文化人物。作为大明王朝的重要使者,侯显穷其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好和平的使者。他一生不仅致力于促进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致力于促进汉藏两个民族的感情沟通、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民族团结。只此一事,便足以名垂青史。王志祥要把临潭这些潜在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品格好好梳理、总结一下,尽自己最大努力把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宣传出去,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临潭人特有的文化禀赋。

围绕这个主题,他至少要写一篇有分量的长文,争取发到影响比较大的国家级报刊上。一方面是尽一个作家的天职,另一方面,对临潭也是一个推介和宣传。此前,几任来挂职的作家干部先后都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的朱钢出版了反映临潭人文的诗集《临潭的潭》;创作了近 10 万字的散文大量的新闻、摄影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十月》 等报刊。挂职池沟村的首任第一书记陈涛出版了《甘南乡村笔记》,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上发表大量文章,还做客电视台推介临潭。挂职池沟村的第一书记翟民,也在挂职工作之余,作为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积极为临潭县当地作家改稿,并联系发表渠道,推介作品;同时他根据亲身体会,写下大量文章。一年多来,王志祥本人虽然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诗刊》《文学报》等报刊发表一些写临潭传统文化、人文风情和脱贫攻坚的文章和诗歌,但还没有大部头的著作问世,看来正在创作中的一部关于临潭历史、人文的长篇小说,要等离开临潭之后才能完成出版啦。

想到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自己的力量又如此单薄,精力又如此不足,王志祥轻轻地摇了一下头。个体生命的短暂和个人力量的微弱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事实,看来一切都只能尽本分由天命啦。人类所有大事业的成就,也都只能靠群体的共同努力和代代相传啦。几个约见人到来后,王志祥稳了稳自己的情绪,并没有对他们提出批评,而是把自己事先想好了的意见,用简洁的语言对他们一一做了交代。等约见的几个人一走,他马上叫车直奔城隍庙,丁老先生怕已经在那里等急了。他此去一是要了解老先生的研究进展情况,关注、学习他的研究成果;二是要代表县里给老先生鼓鼓劲,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事业,确实需要这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奉献者,他们的坚守和付出的劳动都应该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重。

在丁老先生那里,大约逗留了 40 分钟。王志祥抬腕看看手表,差 20 分钟到 11 点,他得抓紧往临潭第二中学赶。那里今天有一个简单的赠书仪式,顺便他要结合全州的“环境革命”对学 生进行半个小时的环保意识教育。在路上,他需要简单地确定一下自己的讲话内容,他要考虑一下,以哪种方式切入更容易被学生们接受。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他突然接到了县委办一个副主任的电话,通知他明天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会由于领导要去州里开会,调到下午 2 点召开。又是一下午的会议。这个会,从去年开始,他就得唱主角,县委书记高晓东和杨县长知道他对文字擅长,两个人就认准了他,只要会上研究材料不管是重要讲话材料、政府工作报告或经验材料……两个领导都是打个场子就把他推向前台。他也并不太推辞,一个人有用、有价值才会被使用,否则人家找你干吗?但是下午原定要给几位最近在作家出版社出了书的作者开研讨会,看来时间上就得往后移了。他立即给县文联的专职副主席敏奇才打电话,通知他研讨会时间的变更。

还好,当他赶到临潭二中的时候,比约定的时间刚好提前 10 分钟。看看手表,他表示对自己还满意。他很重视和孩子们的交往,尤其注意不能将成人常犯的毛病传递给孩子们。他一向自诩为守时、守信的人,所以平时对不守时、不守约的人不太赞赏。他认为那种人就是不懂约束自己,更不尊重别人。想到了这里,他突然有了灵感,今天可以把对学生的讲话调整一下,不只就“环 境革命”讲“环境革命”或生态保护。讲得稍微大一点儿,稍高一点儿,讲敬畏。一个简单的捐赠仪式大约用了 10 分钟,紧接着他就进入了自己的主题演讲时间。由于那天讲的话题正是他平时喜欢的也是极力倡导的,所以演讲得顺畅。他不仅给孩子们讲了要敬畏自然、敬畏环境和周边的人和事物,更要敬畏那些微小的、弱势的、自己认为远比自己低级的事物,万物平等,万物尊贵,所有的一切都值得人类尊重和敬畏。“人肯在哪里把腰弯下来,就能够在哪里得到成就!”最后,他以这句话做了一个有力的结尾。

下午从驻地往办公楼走的时候,王志祥在路边看到了三个烟蒂和一片包装纸,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可降解的小袋子,装了进去。正在他弯腰拾取那片包装纸的时候,挡住了与他同向前行的一位年轻妇女的路,因为对方走得匆忙差一点儿就撞到他的身上。他直起腰的时候,一回头刚好和那人打了一个距离很近的照面,但对方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或怨尤的样子,反而嫣然一笑。这一笑,王志祥并没有误会,他知道其中的含义,那是一种由衷的好感,网络语言叫“赞”。因为这一笑,他的心也随之灿烂了一下。没想到,挂职两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甘南人,在“环境革命”整体氛围的熏陶和影响下,眼睛里连一个烟蒂也容不下了。只是不知道回到北京之后,这样的习惯还会不会继续保持下去,也不知道以后当自己弯腰挡住别人去路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表情。

一下午的政府报告讨论会,牵涉县里方方面面工作,其他的工作因为各有领导分管,王志祥也不好在内容上干预过多,他重点是在报告的架构和文字表述上把一下关,但涉及自己分管的文 化教育,他还是要提些建议,明确几点重要内容。他觉得有了今年的基础,自己离开临潭后,一些重点内容应该会被陆续重点关注的。尤其是文化,必须经过人们长期强调、坚持和推进,才能让某种与地域、人群相契合的优秀文化落地生根,并长成参天大树,荫庇后世。他在会上重点提出,要把“万人拔河”的精神确定为临潭精神正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他认为,拔河精神的实质就是恒久、绵长,永不松劲,永不懈怠,永不言败,只要有一点儿希望就不会放弃。这样的一种精神,也是与甘南州的整体追求、整体工作风格高度契合的。有了这样一种精神,无论是“环境革命”、“全域无垃圾”、脱贫攻坚还是小康社会建设,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这就是现代版愚公移山精神:只要你交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待续)


任林举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时间的形态》《此心此念》《虎啸》等。作品被翻译成英、俄、韩、蒙等多种文字。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2014年最佳华文散文奖、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等。

来源 甘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