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洮州移民与屯田

明朝初年，随着全国范围战争的结束，明王朝开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为此，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洮州地区的移民和屯田，即属其中一个部分。洪武二年，明廷就命令在岷州、洮州等地屯田。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派兵平定了洮州番民叛乱之后，便令部分军队就地驻防，并实行屯田。史载，平叛结束后，将领李文忠上书朝廷，鉴于洮地远距京师，道路难行，军队供给困难，为减轻开支，建议班师回京。朱元璋不许，认为洮州地广人稀，而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扼要捍患，战守可恃，是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不可“虑小费而忘大虞”。于是，五千六百多留洮将士，绝大部分便成为屯军人员，他们将眷属也从原籍迁来洮州落户。这样，军士及军属就成了明初来洮的的第一批移民，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明初的最早屯田者。而洮州也就成为明王朝刻意经营的边地屯田区之一了。这支明初来洮平叛的军队，战时为兵，平时三分守城，七分种田。屯田按人分配土地，每人分田一份，三年之内，由朝廷供给耕牛、农具、种子。三年后开始交纳赋税，每亩交粮一斗（约五十斤）。《明实录·洪武实录》：“洪武二十五年，户部尚书赵勉言临洮、岷州、洮州、河州……等卫军士屯田，每岁所收，谷种外余粮请以十之二上仓，以给士卒之诚守者，上从之，因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十之三守城，务尽力开垦，以足军资。”                   

    由于洮州地区的屯田是以军屯为主，为适应留守部队既军又屯的需要，洮州地区建立了许多屯堡。遇有战事，将附近屯地的辎重粮草集中于堡内，无警时，分散屯地耕种放牧。今天，洮州地区的许多土堡，以及以堡为名的村社，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新城就是甘南地区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明代卫城城堡。而以旗为名的村社，则是按军营建制管理屯田的遗迹。

明初洮州地区的移民和屯田，除军士军属军屯外，还有一部分贫民及民屯。地方安定之后，明廷从人口稠密的江南，将大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招募、迁移到广大的洮州地区屯田，使许多无主土地、无户旷野，都有了耕户、村庄。

移民和屯田，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洮州地区的人口，极大地促进了洮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本来荒凉贫瘠的地区呈现出衣食渐足的文明气象。洪武二十五年，洮州军民共垦田743465亩，屯田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上缴国库，已经做到了自给有余。

1937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考察西北来到临潭，对明初洮州地区的移民情况多有述及。他在临潭流顺宋氏家谱后写道：“临潭多江南移民，盖明初以军功戍卫者。”在西北考察日记中写道：“此间汉回人士，问其由来，不出南京、徐州、凤阳三地，盖明初以戡乱来此，遂占地为土著；其有家谱者，大都皆都督佥事、指挥佥事，及千户百户之后。”在《浪口村随笔》一书中记道：“洮州人有歌曰：‘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其地无茉莉，知此歌必为初移之民所留，至少亦是根据初移之民之遗语而咏歌者。”又曰：“此行所见妇女，其履尖上翘，所谓‘凤头鞋’也。头上云髻峨峨，盖皆沿明代迁来时装束；经行人丛中，如入博物院。”

明朝初期洮州的移民和屯田，由于适应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产状况，加之赏罚制度分明，管理措施完善，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既解决了军队的给养，又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步积累并渐渐暴露出来。及至明中叶以后，军屯渐被破坏，各处屯地渐为民田。军屯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屯粮比例过高是其中之一。《洮州厅志》载：“屯地屯粮比税地税粮高数倍”，因此，部分屯军户弃田他往，致使洮州官府收粮锐减。或军屯变民屯，民屯变民田，终至于明末及清朝，屯田渐渐不复存在了。

明初的移民及屯田，是洮州地区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的开始，它不仅有力地推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形成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有功于当地的历史人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于永乐元年奉成祖朱棣之命来洮镇守的李达，“督屯租，练军马，修城墩，建卫学，皆其力也。”（顾颉刚语）。也形成了当地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习俗，如十八位龙神祭祀活动、服饰衣着、洮州花儿、姓氏谱牒，等等。

如果说明代是洮州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的重要历史时期，那么，明初洮州的移民和屯田，无疑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此时此事以后，整个洮州地区就由原来的荒蛮之地，开始踏上了经济发展、文化昌明的历史轨道，出现了与往昔迥然不同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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